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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第1页）

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说起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渊源，不能不提到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清末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而原先作为课程设置的中国文学门，也早在1910年3月成为实体教学单位——“中国文学门”

（简称国文门），北大中文系的建制就此诞生。在“中国文学门”

建立前后数年，北大文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而学术流派之争也直接影响到学科与学风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动荡的转型期。

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虽然列为主课，一些新式教育的观念与方式开始影响这门学科的建设，但很多方面仍然袭用传统书院式的教学。而当时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学校“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

，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学西洋的“海归”

，事实上中学的研究已经逐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

。1912年严复担任校长之后，有意保存中学，就设想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

。那些年轻的“海归”

派与文科中的旧式文人“老先生”

经常有矛盾，严复担心中学坠落，也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决定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包括吴汝纶、姚永朴、马其昶、张筱甫，以及被看作桐城派“护法”

的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褊狭，却也曾一支独盛。公正评说，当时北大的桐城派文人，亦有其文化推进，特别是在国文现代教育的试验方面，并非一味泥古。

姚永概（1866—1923）在当时桐城一派中，学问未见得是最好的，吴汝纶的学术地位就比他高。但姚永概有更求新求变的思想与实践。1906年吴汝纶创办安庆一中，就曾专门去日本考察新式学堂，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封建的、封闭的旧文化思想体系对于人才培养的束缚，希望探寻一种新的国文教育路子。这大概也是严复看重他的原因。一般人的印象中，当时占据北大文科的桐城派很守旧。这只是一部分事实。可是这一派在北大任教时，他们对于新式学堂的教育，特别是国文教育，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应当注意到一个现象：一百多年来，国文或者语文教科书所收的很多文言文，其基本的选篇范围始终没有很大变化。当然这是经典的沉淀，而桐城派吴汝纶、姚永概等在选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姚永概就曾致力于为新学堂编写多种古文讲义，诸如《孟子讲义》《左传选读》《初学古文读本》等，都力图选择清真雅正、辞句精练，又比较切近白话文的作品，适合学生阅读模仿。这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研究现代语文教科书编撰的历史，不能忘记当时在北大的桐城派文人。

林纾（1852—1924）也是当时北大的“风云人物”

，这位福建籍的桐城派文人，写一手绝妙的古文，受到过吴汝纶的赞赏。进入北大之前，林纾已经是文坛巨擘。他首推用典雅的古文翻译外国作品。他并不懂外文，是和几位留洋回国的才子合作，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意译”

，居然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因为故事新奇，译笔好，能满足当时大多数读者需求，大受欢迎，对晚清的文坛影响巨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的译界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

（“严”

指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的佳话。只因为后来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与蔡元培、胡适等发生争论，又曾写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等，引起新潮派激烈反弹，后来的文学史叙事就把林纾归之于守旧与反动的阵营。其实，林纾对于近代文化改革的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不过，桐城派文人在政治上仍然守旧，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原来笼罩北大文科主流位置的桐城派，逐渐被章门学派所取代。

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时、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

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理所当然就成为首选。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加上革命党的身份，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