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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第2页）

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

。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

。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

，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

，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他们干脆“一锅端”

，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斥之“桐城谬种，文选妖孽”

，大有“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

的气势。所谓文章结构体式的“骈散之争”

，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

（或者“新旧之争”

）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关于北大建校之初国学研究之学风流转，借用沈兼士的话来说，大致有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

这大致梳理清楚文脉的流变。

后人容易非此即彼，站在“前进”

的特别是新文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代际更迭”

，其实问题比结论式的思考复杂。文化学术是需要层层积累的，每一层“彼此”

都可能有其在特定历史环节的贡献与局限，又有互相的交融重叠。加上文人相轻和文派抵牾等因素，就更加搅成一团。比如黄侃在其名著《文心雕龙札记》中批评桐城派，同时也有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观点的深层的有益思考，尽管他很瞧不起胡适，甚至写诗讽刺新潮人物为“苍蝇螟虻”

，给胡适取外号为“黄蝴蝶”

（胡适的《尝试集》中有《蝴蝶》一诗）。历史就是如此复杂，道德评价也取代不了学术史评价。对于前人的学术得失，须慎用绝对化的分类褒贬，要分清流变中的不同层面。从桐城派、章门弟子，到“五四”

先驱人物，他们对于北大文科的建立与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对于这些学术前辈，我们都持有敬仰之心。

2023年10月1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