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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生知己范仲淹（第1页）

第一节人生知己范仲淹

同时代的人论及欧阳修的影响力，曾拿孔子作比拟。如陈舜俞在《贺欧阳枢密启》一文中写道：“师墙九仞，诸生就列于四科。”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七十册卷一五三六。孔门四科包括：第一德行，以颜渊为代表；第二言语，以子贡为代表；第三政事，以冉有为代表；第四文学，以子游为代表。借孔门四科人才荟萃的盛况来形容“欧门”

。欧阳修有时候也以学习孔子自许，对后生晚辈极力荐引。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人才如井喷，其中欧阳修的功劳最大。

欧阳修不像有些高官显宦，等着小辈后学登门拜访，而是主动出击，为国觅才，为国育才，为国荐才。朱弁《曲洧旧闻》一书记载：“欧阳修做翰林学士期间，随时带着空头门状数十张在身，听到贤士大夫称道某人后，马上打听他的居所，然后写在门状上，主动前去拜访，果如所言，则予以延誉，从未以自己翰林学士的头衔来炫耀。曾经访刘羲叟于陋巷之中，刘时为布衣，连姓名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朱弁著，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欧阳修主持编写《新唐书》期间，又推荐他参与此修史工程，负责编修《律历》《天文》《五行志》部分的内容。

宋代举荐人才的举主，若被举荐的人做官犯罪后，需要承担举荐不当的责任，所以有的官员不愿举荐他人。欧阳修在这方面却无所顾忌。在《举丁宝臣状》中，欧阳修写道：“如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二。对落难夷陵时期对自己照顾有加的好友丁宝臣，欧阳修如此积极地举荐。对后生小子吕惠卿，欧阳修居然也让他享受与丁宝臣同等的待遇。据叶盛记载：“吕惠卿未显达时，欧阳修认为他的潜力，学者们很少能比得上，先是将他介绍给好多朋友，后又以端雅之士的高评推荐给朝廷，说道：“后有不如，甘与同罪。”

叶盛著，魏中评点校：《水东日记》卷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欧阳修冒昧书责范仲淹

天圣十年（1032）四月，范仲淹刚刚被召回东京，朝廷还没有公布他的任职情况，西京退休的高官和文人学士就认为，以范仲淹的脾气、性格和能力，朝廷对他的使用，不是朝官就是谏官。最后的任命果如他们所料，范仲淹成为右司谏。

西京退休高官和文人学士对范仲淹的评价和期望，欧阳修肯定不止一次听到，使他对范仲淹更加仰慕、更加佩服。想到二人有相似的家世，欧阳修认为，如果能结识范仲淹，双方一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而范仲淹一旦能够身居高位，一定是一个正直的官员，对自己也定会赏识。况且年轻的欧阳修，已经在当时的文坛，开始崭露头角。

但是，范仲淹上任两个月后，却未显示出其作为谏官应该有的作为，宛如一片雪花，落入静静的流水中，一点动静也没有。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再也按捺不住。于是，明道二年（1033）五月，欧阳修冒昧地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右司谏虽然只是小小的七品官，但是，天下之得失、朝野之公议，寄希望于此。因此，心怀天下的士大夫，如果没有做宰相的机会，就做一名称职的谏官。天子说是，谏官说不是，天子说必须这样做，谏官说一定不能这样做，立于殿堂，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是谏官的神圣职责。官员失职，要被有司责罚。但是，谏官失职，要受君子们的非议，且要载入典籍，流传百世，永不泯灭，岂能没有敬畏感。没有才识、没有胆魄的人，是不能做谏官的。官家召相公进京，就是希望相公能够仗义执言，也成就官家成为一世明君的梦想。因此，相公应该赶快有所动作，让对您寄予厚望的士大夫们不要失望。”

欧阳修的信写得很恳切，也很直白。范仲淹收到后是否回复，史料中没有记载，但是从此之后，范仲淹与欧阳修成为忘年之交。

西京退休高官和文人学士的眼光没有看错，欧阳修也太着急了一些，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东京和洛阳之间的信息沟通还是比较慢。范仲淹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同年四月，在反对杨太后欲继刘太后之后继续垂帘听政的问题上；十二月，在仁宗欲废除郭皇后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范仲淹都尽显其谏官风采。二、宋夏战场和而不同

欧阳修担任馆阁校勘后，与在东京任职的范仲淹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双方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景祐三年（1036）的党争中，欧阳修坚决地站在了范仲淹阵营一边，同呼吸、共患难，向守旧派开火。

康定元年（1040）三月，范仲淹到西北战场后，感到需要几个得力朋友前来助阵，于是奏请朝廷让欧阳修担任掌书记一职，但是欧阳修婉言谢绝了。

国难当头，一向忠君爱国的好友欧阳修为何会拒绝范仲淹的请求？在《答陕西安抚使龙图辞辟命书》中，欧阳修写道：“修无所能，只是从小喜欢摆弄文字，为世俗之人所喜欢。这种本事，十足雕虫小技，根本对不起范先生的荐举。参与军事谋划，料敌制胜，筹划粮草，自然有幕僚官来处理。而掌书记一职，所管理的事情实在太简单，自可不必让我这样的人去处理。因此，修才以照顾老母之理由来婉辞。况且掌书记一职，经常要写一些四六之文。修当年为了考进士，也练过不少此类文章。但自中进士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此类东西。”

②（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

欧阳修后来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才真正道出了婉辞的原因：“（此举）不是为了孝敬老人，况且从军和敬老并不相碍。也不是害怕别人说他们是朋党，朋党一词只是世俗所见，我们哪有结党的行为呀？只是掌书记一职，实在不合修意。”

欧阳修认为掌书记一职，不足以体现自己的能力，这才是他婉拒的真正理由。

看来范仲淹对于好友欧阳修的了解，还是不够全面、深刻。

欧阳修虽然未去宋夏战场，但是，他一直关注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在一封回复范仲淹的信中，他写道：“见相公到西北之后，幕府之中，人员委实不少。古今中外成大事者，必须有国士与之同患难。在上之人，对于属下之士，能够有深刻了解的，太难太难。而贫贱之士，以身许国，也很不容易。欲让他们以死尽忠，必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否则的话，谁也不会一心为相公所用。现在相公身边豪迈之士不少，就看如何使用了。但是，山林草莽之中，还有不少特立独行、慷慨自重的士人，相公如知道，尽量不要遗漏。”

②

欧阳修上述几句话，谈到了用人的原则，即“贵在相知”

，也即儒家弟子们的名言——“士为知己者死”

。三、庆历新政中的得力助手

庆历三年（1043）十月，范仲淹主导的改革开始。欧阳修作为谏官，极力支持改革。此前他就屡屡上奏仁宗，荐举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关于范仲淹，欧阳修说他“素有大材”

，天下之人皆认为他有宰相之才。范仲淹就任枢密副使后，他又上奏仁宗说：“不应该让范仲淹局限在枢府，因为此部门只掌管军事上的事情，应该让他到中书，这是朝廷的根本之地，万事都要总管。”

②（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八。仁宗接受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得以升为参知政事，可以直接领导改革。

此时的吕夷简已经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不清除掉他，改革难以施展。为了给范仲淹主导的改革营造良好的人事环境，欧阳修又向仁宗上呈《论吕夷简札子》，其中写道：“吕夷简身为宰相，却外致四夷入侵，边境不宁；内则百姓贫困，纪纲大坏，二十四年，坏了天下。他安享晚年，却把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留给陛下。之所以一直没有人敢指责他，是因为他掌权时期，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把陛下完全蒙蔽了。”

②

由于欧阳修等人均将改革的矛头对准吕夷简，仁宗只好罢免了吕夷简的所有职务，庆历新政才得以全面铺开。

改革期间，欧阳修先后上了《原弊》《准诏言事上书》等札子，其基本精神与范仲淹的改革谋划一致。只不过由于范仲淹年长许多，阅历丰富，所以其理论色彩和对弊端的揭露、改革的顶层设计水平都比欧阳修要高得多。

新政期间，守旧派两次拿改革派的次要人物开刀，矛头却都是指向改革派的领袖人物范仲淹。欧阳修两次以谏官的位置优势，配合范仲淹，击退了守旧派的进攻。

一次是陈留桥事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王尧臣是改革派的得力干将，在主政三司期间，以其优越的理财能力，在民不加赋的情况下，使国家的财政状况得以好转。由于他两次反对对民众加税，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守旧派就拿他开刀，矛头则是指向改革派。

陈留桥是开封府境内的一座桥。真宗在位时期，由于这座桥妨碍交通，于是诏令将该桥拆除后，移往他处。权知开封府吴育又欲改修此桥，三司使王尧臣亲自勘探后，认为该桥改建不久，也没有大的毛病，况且目今国家财力紧张，所以反对改建。王尧臣和吴育平素也没有矛盾，双方围绕此事发生争执，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吴育是御史王砺科举考试时的举主，王砺知道此事后，制造事端，造谣王尧臣受贿，且派慎钺将行贿人杀害，慎钺的举主就是王尧臣。王砺所说的罪名一旦属实，王尧臣等人即有杀头之罪，改革派众人也将被污名，从而给改革泼脏水。

获悉此情况后，欧阳修在查阅真宗朝档案及走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连续上了《奏辨陈留移桥》《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将事实的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最终仁宗将王砺贬官到外地，守旧派的进攻被粉碎。

由于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守旧派接下来将矛头对准了范仲淹。而所采用的手段，则是拿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开刀，妄图以此把范仲淹拉进来。

滕宗谅，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范仲淹很欣赏他的才华。范仲淹到西北战场后，又荐举他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后又知庆州。葛怀敏军败定川寨后，诸州震恐，滕宗谅时知泾州，环顾城中兵少力寡，于是急忙募集民众数千人穿上军人服装，登上城墙，虚张声势，又派侦察人员随时掌握附近战场的形势，并随时通报附近的州县。范仲淹率领环州和庆州的军队前来支援，天寒地冻，连续十几天雨雪不止，士气愈加低落，滕宗谅于是拿出“公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