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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们说（第2页）

张莉：这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破绽”

。就像孩子对味道的记忆决定于其七岁之前的饮食，生养您的文化语境，自然会在作品中闪现出影子。

有评论者把您的写作特色归纳为“邵丽体”

，您自己怎么看“邵丽体”

？

邵丽：我倒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写作风格，就是按自己喜欢的写作方式去写，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很多读者和评论家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说开始看我作品的时候，觉得小说还能这么写，很奇怪。但我一直坚持走下来，觉得自己还满意。

张莉：正是这份顺其自然，让您的作品以简洁、流畅的文字和纯粹利落的叙事迅速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您依然进行着小说叙事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种“作家的宿命和使命感”

，让您的小说在不断冲击小说叙事边界的同时，成就了独特的“邵丽体”

。

说到“边界”

，您怎么看待中国文学的边界问题？

邵丽：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觉得还是应该守护文学的边界。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路径，它不应该承担额外的社会功能。

张莉：是的，写作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文学交流。好的文学，都是通透了“物理”

“人情”

两个方面，其厚度浑然天成。而作家对这个社会所抱持的态度，会通过文学的路径表达出来，从而呈现给读者最大的诚意，并引发共鸣。

在您的很多小说中，都涉及了“城与乡”

的主题。除去对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您对“乡村”

的关注与眷恋，这个话题多次被提及，是否和您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

邵丽：确实，这与我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其实我是典型的城里人，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但是那时候家里孩子多，父母整天忙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很难照顾自己的孩子，于是寒暑假就把我们放到乡下外婆那里养。我觉得像我这种身份，可能比真正的乡村孩子对乡村的感受更深刻、更敏感，也更纯粹。尤其是自己的生活反复在城乡之间转换，那种因强烈的对比而留下来的印象，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张莉：在阐述“城与乡”

的代表作品《明惠的圣诞》中，您为什么塑造了明惠这样一个主动向城市献身的农村女性？在结尾处，您让她死去了。这个结局看似突兀，事实上正是困境中的明惠面对绝望时的一种选择。通过这个结局，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邵丽：这部作品也是我“挂职系列”

里的一篇，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只是想表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身份的焦虑。人们惧怕城市，但也向往城市。所以，明惠的死看似突兀，其实也是必然——为了走向城市，她可以不要脸面地将自己豁出去，哪怕当妓女；一旦身份转换，成为城市人，她可以为遭受到一点小的屈辱去寻死。明惠和我的女性系列中的女主角一样，无论什么人，身份低微或者高贵，骨子里她们是向往真爱的，渴望温情，在苦难里百折不挠，她们的内心有着已知或者未知的精神的尊严。明惠的死是尊严的幻灭，也是对爱情的绝望。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除了物质，城市不属于她们这个群体，爱情更是遥不可及。

张莉：想得到尊严，对于一个曾做过妓女的人来说，等于期盼“招安”

后能够“封妻荫子”

的宋江。至于爱情，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奢侈品。不仅需要遇到同样向往真爱、渴望温情、呵护信念的另一个人，而且要求双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与磨砺。所以，明惠的死，在某种角度上讲是注定的。而她最大的魅力，也正是勇敢地捍卫了尊严、追了美梦。

说到您的“挂职系列”

，从《人民政府爱人民》《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到《挂职笔记》，虽然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但细节处却充满真知灼见。比如“大闹大处理，小闹小处理，不闹不处理”

的信访工作潜规则，“人不就是一口气？争也是一口气，不争也是一口气。你这样想想，心里不就宽敞了”

的豁然，以及“每任县委书记来的时候都豪气干云，想改变这里的一切，但到最后什么都不能改变；如果有所改变的话，只能是县委书记变了，这里的一块砖你也变不了”

的真正现实……如此坦诚的描写，不仅为读者揭开了官场的帷幕，更让我们换位、重新审视了官场，得到了不一样的感受。

总之，挂职的经历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您还会沿这个思路继续进行创作吗？

邵丽：可以说，挂职经历再造了我的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宝库，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

张莉：您挂职期间对官场有诸多发现。但是，与大多数作家对官场权术秘密的揭示与把玩不同，您主要从人的生存角度表达了对官场和官员的理解，呈现出世相的复杂。是什么让您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来观照官场？您从这个角度处理官场和官人时，在写作上是否遇到过困难？

邵丽：我反复说过，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能过分丑化，当然也不能过分美化。我主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官场，我觉得从这个切口进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张莉：正是从人性角度出发，您的挂职小说《第四十圈》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底层叙事文本。其中，复调的形式让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从而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命欲求及其荣乐与伤痛。同时，您发人深省地点明一个事实：“特权阶层的存在对社会巨大的破坏力量不在于这个圈子中的人有多坏——其实他们很多人未必是坏人，甚至有很多人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另外，就这个血案本身，叙事者又发现了一个吊诡之处——这样一起前后死伤多人、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血案，从最后处理结果看，居然没有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对此，有评论说，这是“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所做的深刻的思想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