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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父亲（第1页）

书写父亲

舒晋瑜：近几年，您的小说涉及家族、关乎父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涵盖了长中短各种篇幅。为什么您如此热衷于写父亲？写“我”

的父亲和父亲以外的父亲，给您带来了什么？

邵丽：写父亲主要是想写我的家族，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对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

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我的家族历史的重要节点，恰恰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衔接处。如您所知，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犬牙交错、血雨腥风的时代；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而八九十年代，又是一个开放的年代。把我的家族，我的自红军长征就参加革命的祖、父辈和他们的后代们，放在这个时间和历史框架内来打量，您就知道其中的分量了。祖辈和父辈在革命的洪流里浮浮沉沉，我们的家族在政治运动中几起几落，那种感受成为我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写父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纯粹。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形象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立体的。他被权力伤害过，也喜欢权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您的切入点是什么？

邵丽：与其说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他是权力的奴仆。他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所以他的活与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脱离权力的那一天，他就成为一具活尸游魂，他上不上天台，死或者活着，已经没有了实际的意义。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浮浮沉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舒晋瑜：小说中的“父亲”

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

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

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

上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

邵丽：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就中国而言，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他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所以，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但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父亲决定你的格局和视野；母亲决定你怎么走，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

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的死亡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把父亲从“天台”

上找回来。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抑郁症。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您写作之前是否对抑郁症已有些了解，还是只作为一种叙述背景？

邵丽：毋庸讳言，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人类带来各种方便，同时也带来焦虑和不安，我觉得每一个人，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症，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对这个病症的了解还真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无厘头的病。

舒晋瑜：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种种关系在您的小说中纠缠不清。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您的小说“所有故事都出于水和堤岸之间的紧张”

，这种紧张关系在写作中得到缓解和释放了吗？

邵丽：的确如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在打量别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打量自己。如果你与自己和解了，就与所有人都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