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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时刻（第1页）

高光时刻

来找宗信的家乡人形形色色，由头也越来越多：找活儿干的、做生意的、卖粮食的、买牲口的、买木料的。因为西部山区物产丰富，人口较少，各种东西比东部平原有所富余，除了粮食之外，价格都略低一些，所以大周及周边的人都去灵宝卖粮食和买东西，当然很大程度上都是奔着宗信去的，好像找到老乡，他们的事情就有保障。宗信利用在铁路上工作过的条件，偶尔能协调出来零担货运的车皮，给家乡发一些平原地区的紧缺物品。这样一来，他的名气在家乡越来越大，经口口相传，他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神乎其神的人物。

有一次他父亲钦爷带着几个人去买大牲口，可那天从西向东拉牲口的货车不等走到灵宝已经装满。在灵宝车站，连续几天装不上这几只牲口。宗信连连恳求，说服站长，经多次协调，才把货车门扒开，让牲口和人挤了上去。

又有一次大周大队去灵宝几个人，买了二十几头猪、八只羊，要往回运，停在灵宝车站等待牲畜零担车，却七八天没有零担货运，人和猪羊困在车站，人给猪羊割草，宗信给人送饭，猪羊把车站边上一个小院搞得一地粪便，臭气熏天，车站职工和来往旅客骂声阵阵。当时霞婶临产期到了就要生孩子，一个人躺在家里，他却顾不上管她，每天在外奔忙着找人托关系、探消息。若不是他曾在铁路上干过，跟车站的人关系都熟，车站哪里允许这一帮外乡人把猪羊放在这里，把场所弄得一团糟。时间一天天过去，猪羊变瘦变蔫，天气炎热，如果染点病，后果不堪设想，大伙儿愁得嘴上起泡，没有一点办法。这时他听说县物资局新分配来一辆加长东风大卡车，便找到物资局一把手，说：实在不好意思，但只有你能帮忙了，老乡买的猪羊走不了，再这样下去，我承受不了，如果牲口死在这里，老乡损失惨重。要不你去看看情况，看看能否提供帮助。领导跟着他去，也被眼前这一场景吓住，真是愁人，实在可怜。他很同情外乡农民的遭遇。这位领导之所以愿意帮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他家盖房、家具刷漆，地方偏远，没人去干，是宗信带人多次去家里干活。可他们只有车没有司机，便又找来其他单位的一个复转军人，好话说尽，复转军人终于同意跑一趟。把东风大卡开到火车站，从下午开始装车，直到天快黑，才把一群猪羊弄到车上。之所以装了半天，是因为车上地方不够，猪已经把车厢占满，没有了羊的地方，怎么办？宗信又想起给老乡买的木板，刚好还没有运回去，便在猪的上方搭上木板，固定捆绑结实，几个人和几只羊坐在上面。宗信坐在驾驶室陪着司机一起回家。幸亏是那个年代，搁现在不符合道路安全，根本不允许上路。而他早上出门，四处奔波，忙着这批猪羊，只是走之前回家看了一眼，给霞婶说了一声。也就是在他们出发的这天晚上，霞婶在邻居的关照下，生下孩子，身边无人陪伴。一行人就这样夜色中走上山区公路。车行一晚，到天明七点，至襄县境内，当地人拦住不让通行，理由是我们这是土路，你的车太重，刚下过雨，会把路轧坏。车上的年轻人出言不逊，有骂人话被当地人听到，生气更不让走。宗信出面交涉，看路的推到干部身上，干部推到看路的身上，反正是一群村民拦了下来不让通行。车上牲口和人水饭未进，六七月的天，眼看快到中午气温升高，猪已经热死一个。宗信跑到代销点买了一条芒果烟，来到管事的老头儿家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声祈求，就差下跪了，直到下午两点，村人才给放行，他们得以通过。车到大周，已是下午四五点，停在村南一个大坑边，卸下猪羊，宗信回家看看父亲，便和司机掉头返回。而物资局里，上下议论纷纷：我们的新车被姓周的免费拉回去送牲口。他回到物资局，将车冲洗了几遍，彻底洗净车上的猪羊粪便。天亮回到家中，孩子已经出生第三天了。路上给车加油和招待司机的一切花销，包括给襄县人买烟，还有给运输局补交的费用，都是宗信一个人出的，因为他很清楚，老乡们此趟来，买完牲口，又多滞留几天，身上都没有钱了。直到多年以后，他回大周，村西头一个当年经历此事的人还说：那年你把我们和牲口送回来，真是作难了。

从1978年到1995年前后，大周方圆十里每个村庄都有人去灵宝找他，请他帮忙介绍工作，寻找挣钱门路。几十年来，仅大周大队就有四五十人到灵宝去找活儿干，都是先找到宗信，在他那里落脚，得到最初的帮助，经他介绍到更多的地方去干各种工作——刷漆、瓦工、木工、盖房、开店……他对家乡的人，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必要时候资助钱物。人们在灵宝寻找生活，站稳脚跟，拿着挣到的钱回家顺利找到媳妇。也有青年男子与当地人联姻，在灵宝安家落户。霞婶也和宗信叔一样，对乡亲真情相待，从无嫌弃和抱怨。宗信叔领着一些人干活、派活，都住在他租房的院子里。全都是出大力的男人，因为条件有限，锅也小，霞婶每天蒸三锅馍、做十几个人的饭，开饭时等所有人吃完她再去吃。菜吃光了，她就把锅底的菜水冲点开水；饭没有了，她也是开水把锅底冲冲就着馍吃。到现在她都养成习惯，一家人吃饭，别人吃时她不吃，别人吃完吃够剩下了她再吃。过年时大周男人拿着宗信叔发的钱回家，霞婶把每个人的被子拆拆洗洗套套。那时没有洗衣机全部是手洗，床铺整得干干净净，男人们过完年回来，住处全部焕然一新。当时人们都穷，从家里带来的破被子硬成疙瘩，她要用手把棉花一点点撕开、弄松。带着几个孩子的霞婶做这一套换洗工作要用几天时间。到现在她还记得谁的被子整齐好套是因为家里条件稍好用的新棉花，谁的被套最难弄要半天才能整好。

大周西头有个老人去陕西华阴寻找打工的孩子，找了几天没有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完了，没有回家的路费，就辗转到灵宝去找宗信。宗信很热情地招待他吃住，并给他五十元路费。后来宗信几次探亲回家，那老人都请他到家里吃饭。

杜曲镇两个表弟，头胎生的都是女孩，当时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这两对夫妻先后都跑到了灵宝。看着表弟痛苦无助的样子，宗信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住房，找了临时工作。在灵宝干活几年，也是命好，都如愿有了儿子，两个表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杜曲镇另一个亲戚从陕西渭南收废旧钢材开车回临颍，夜间路过三门峡市区把路边的栏杆轧坏，交警队把车扣下，不仅要赔损失还要罚款。因没有多余钱交罚款，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宗信。当时宗信正忙于自己的事业，但看到亲戚胆怯焦急的样子，他放下手上工作到三门峡看事故现场，找到当地朋友，经过协商，赔了损失后，象征性交了一点罚款，要回汽车让他们回家了。

我的父亲有时回老家探亲办事，身上钱都花光了——80年代初期，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姐妹没有西安户口，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下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去还给同事——无奈之下路过灵宝下车，从宗信叔那里借钱。

人们越传越神，周宗信在灵宝一切玩得转，家乡来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有好事也有坏事：干完活要不来工钱的来找他，他帮助要回工钱；拉来粮食卖不了的也来找他，他帮助推销出去；某人的孙子干完活拿不到工钱，把人家单位的柴油机拉走，被公安抓去定为偷盗，他交罚款去把人领出来……由于他与各个行业的良好关系，办这些事，基本都是说句话或者吃顿饭就能解决。一时间他这里几乎成为大周村甚至临颍县的驻灵宝办事处。

当时有个叫何景云的朋友想创业，要办一个大型饭店，请求支持。宗信那时承包木工企业，低价提供了餐厅里的所有餐桌、椅子等家具；何景云装修困难时宗信给了两万现金，又帮助解决很多琐碎问题。在将要开业时，他又找到宗信，掉着眼泪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还需要两万现金周转，看是否能够再帮助一下。而这时宗信自己也资金紧张，在朋友的苦苦哀求下，他以自己的身份到银行贷款两万，帮朋友解了燃眉之急，饭店顺利开业。由于这位朋友餐饮行业没有经验，经营不善，饭店最终倒闭，先后欠宗信的二十万元一点也没有还。后来何景云有病，宗信前去探望，何惭愧地说：我这一生只有宗信一个最好的朋友，你对我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朋友故去，宗信名下的银行贷款，也只能他自己来还。

兄弟俩干刷漆的同时，又开了商店，经营油漆和板材，顾客络绎不绝，生意一直很好。他的知恩图报和仗义为人，使他交到很多朋友，让他认识了当地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物，办很多事都是一路绿灯。他在事业上和生活中游刃有余，彻底脱贫走向富裕。他曾带着霞婶和孩子到西安去玩，到家里看望我父母，据说霞婶穿着毛呢大衣，这在当年十分罕见。只可惜我因为不在家而没有见到穿毛呢的霞婶。

多年以来，宗信对同事、朋友、老乡的帮助不胜枚举，连借带送、有去无回的资金，粗略算来有五十万元之多。

90年代起，经济进一步搞活，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濒临倒闭，工人收入不行，直至没有收入，县里负担不起，所有县直企业进行改制，国家不再支持和投入。工人内退下岗，需要重新转制承包。退休人员的社保医保企业无力承担。由于周宗信多年来游走于灵宝各个阶层，是当地名人，人们也都知他手里有钱，体制内想办事想干事的人也来找他，要与他合伙开办企业。城建局请他当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大企业供销科长来找他合作；又有人来找他一起承包土地，干大事挣大钱。

他想到自家成分不好，心有余悸，并且自己的商店生意稳定很挣钱，货品流转很快，资金流动顺畅，他不想出头露面冒风险，也没有必要参与体制内的事情，便一个个回绝掉了。

各种各样的人继续登门而来，一次次请求，开出“优厚条件”

，其实是看上他手上资金和处世人品、技术手段、社交能力，都知道老周为人豪爽，出手大方。县经委主任出面找他，让他经营商店之外，承包县属企业，并承诺给他各种条件，甚至解决身份问题。经委主任一次次邀请，让他和原单位的两人一起承包一个知名的木工企业。改制目的是把资产变成资金，职工安置妥当，愿退休的退休，愿买断的买断，从此国营企业不复存在，职工给承包人打工。

此时新区发展指挥部挂牌成立，需要一批办公家具，周宗信无偿支持一系列家具，并出席挂牌仪式，也算是正式接手这家企业。

1993年，灵宝由县转市。国家政策允许有条件出让土地，个人可以买地建房。因当时建房人较多，大家纷纷拥向新区指挥部。指挥部把这十余人的建房愿望规划到步行街那里。由于宗信人品声誉皆好，又不是本地人和体制内人员，指挥部领导任命他负责建设一栋临街商住楼，从图纸设计、施工、集资钱款，全部交由他一个人完成，另请一位工程师管理技术和质量。

盖房过程中，他不拿工资，也没有报销任何费用，除了大家交来建房的工程款，没有附加任何支出，工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自己落了自投资金的一个单元四层楼房和一个周宗信综合大楼的名分。

在企业干了一年，他主管经营和材料，经济和市场都搞活了，工厂经营看起来面子很好，职工也很满意。但他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企业内部运行还带有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弊端，综合素质和能力有限，生产和业绩上不去。三人一起干不行，不能形成合力。他决定退出，自己入股的钱也不要了。他离开后的1995年，那两人果真把企业干垮了。

他离开承包的企业后，有一位朋友在灵宝开金矿，因资金困难已经停工，找到他合伙开矿。投资巨大，宗信不敢下决心。先找到当时负责勘察的工程师，熟悉基本情况后，他决定先投十几万元试试。金矿属于国家严管行业，想要开办非常不容易，手续繁多，要协调各方关系。矿管局管生产，公安局管炸药，土地局管开采区域，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检查，时不时的罚款，每天都要支出几千元。当年没有收益，只是在硬撑，因为已经投入了钱不能半途而废。世上多少淘金者，怀揣发财梦，全部资金投入山野，却没人保证你付出了就会有收获。许多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挖不到金矿，也有人赔得倾家荡产，一切皆由天命。好在周宗信他们命好，金矿运营顺利，第二年挖出了稍有品位的矿石，这样日夜辛苦一年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收获了几十万元。

世人都知金子宝贵，却不知开矿投入很大，得来也极不容易。仅金子提取过程就十分复杂，矿石要用小锤敲成小石块，小石块要用碾盘轧成粉末，粉末里加上汞，汞流下来是汞金，汞金里面吸附着金子，再经提炼，剩下的是纯金，这才是我们见到的黄金。一吨矿石最好的出二十克金子，最差的只能产出三克。当年他们开采初步成功，宗信分得十三车矿石，而他此时在县里负责楼房建造，全都是霞婶带领着几个亲戚日夜敲石头，监督碾盘转动和所有流程。几个孩子在家由姥姥带着，霞婶坚守工地几十天，付出巨大的体力精力，最终得到纯正的金子。宗信叔说起这段往事，对霞婶的感激和赞美溢于言表。

在企业改制完成的同时，土地局开的金矿干不下去了，局长找到他想合伙继续开采。这样合作一年有余，没有一点收获，只是不停地投入。因政策原因和土地局领导变动，股份全部被转交给了周宗信。

当时开金矿处于边缘地带、灰色地带，按国家政策不合法，地方法规又合法，说你合法你就合法，说不合法瞬间就不合法。一个时期国家对矿产管理特别严格，各种罚款名目也多，加上金价下降至六十五元一克，品位也很低，一吨矿石含金量只有三克，开采价值不足，放弃又不甘心。坚持了将近两年，将所有积蓄家产花光，又卖了两套房子，还借了一些外债，全部贴到矿上，还差几十万元。矿口在打出矿石之前，是个吸金的坑，谁也不知坑里会是什么，眼睁睁看着每天花销几千元上万元。他父亲晚年住在灵宝跟他们一起生活，得了食道癌，三门峡、郑州、西安到处看病。一直到老人家2004年去世，都是宗信在支付大部分费用。

继续咬牙坚持，所有的钱都投到坑口里。他已经山穷水尽，但老虎不吃人名声在外，大家都知周宗信有钱，都想往他身边凑一凑，“合作”

一把。

没钱，有钱，又没钱，时而巨款缠腰，时而外债压肩，这就是他的起伏人生。1996年，大儿子考上西安的大学，他给孩子借的学费；1998年，小儿子也考上大学，他又去借钱。这是最为艰难的时刻。打不到位就得不到好矿石，就得赔钱，此时的他，骑虎难下，经济实力没有，外交实力不顶用，地形复杂，人员复杂，金矿实在打不出来，最后只好无奈停下。一开始还雇人看管，到后来看管的人也没有，闲置的设备被人偷走，只好完全放弃，认赔认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