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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毅漫谈（第1页）

与杨毅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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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邵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们还是从您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开始谈起吧。虽然这个问题您已被问过多次，但作家早年的经历对创作起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您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时代。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对您有哪些影响？哪些因素促使您走上文学的道路？您最初的文学营养来自何处？

邵丽：这个问题确实被问过多次，我也谈过多次。问答多了，甚至有时候我也迷糊了，我到底是怎么走向文学之路的？甚或是，我曾经刻意地追寻过这么一条道路吗？我想，答案即使是肯定的，但也不一定是确定的。毕竟在走上专业文学道路之前，我对文学是那么的轻慢，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玩文学”

，至少是觉得文学很好玩。其实真正踏入这条道之后，才知道它有多崎岖，多漫长，多艰难！

但是您说的时代问题，倒是我最乐意谈的。毕竟作为一个60后，我有许多话要说，或者是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怎么说呢？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年代，也许还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年代。尤其是我，出生于1965年，懂事的时候已经70年代初了。相较于50年代的人，我们的包袱要轻一些；相较于70后，我们又沉重一些。这些差别现在说起来可能很细微，其实在当时而言，也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所以后来几乎有很长一个时期，60年代生人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包括大部分的官僚队伍，出现这个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个问题只是一个附生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展开谈。但我觉得很可以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深入地探讨一下。

家庭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其实这也跟上边说的60年代有很大关系。那时我父母都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但官职都不高，属于“兵头将尾”

那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治方向没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只能随大流。稍微站错队，就会被批来批去，弄得灰头土脸的。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到满大街糊的都是父亲的大字报，觉得他总是在犯错误，弄得我们这些小孩子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没有人玩儿，也不敢出去乱跑，就只有待在家里不出门，逮住报纸看报纸，逮住书看书。四大名著那个时候是作为领导干部的批判用书，我父亲的书柜里除了“毛选”

，竟然还有宝黛爱情故事和孙悟空大闹天宫、武松打虎这些让我们痴迷得无法自拔的人间奇事。我的大姨和大姨夫都是50年代的老高中生，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他们家里的文学书籍不少。我觉得那就是我最丰富、也是最单一的文学营养。

杨毅：我看到您在1999年后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但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创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变化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受到广泛关注之前，您如何看待早年的创作和经历？

邵丽：说起来发表作品，可能会更早一些。我最早的一篇小说是在高二的时候发表的，时间大概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是什么内容已经忘记了。读大学期间主要是写一些诗歌和散文，关于爱情和远方，热情、浪漫、充满幻想。若干年后我把那些诗收集成书，那种纯情竟然感动了许多人。比如：“忧伤在傍晚时分突然降临没有眼泪神态平静如瓮书中总是这样描述忧郁的美人我不想去看镜子因为忧伤很真实……”

再比如：“那是谁家的春天赤足走在田埂上心事像打了结少年时的烦恼总是这般模样有一点盲目有一点仓促有一点暗喜怎么就这样松开了放风筝的那只手曾经凝神蹙眉在窗前写下誓言……”

还有“天还不够蓝太阳渐渐高起来那温度为谁而起我曾经发愁房间里温度过低冬天怎么挨过执着地爱一个人把日子勾兑成酒那眩晕不在眉头便在心头……”

少年的忧郁，典型的为赋新诗强说愁，可是青春是那般的美好。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纸裙子》，和我男朋友比拼。他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我们那个时期，恋爱基本上是以文结缘。我们分别将我的《纸裙子》、他写的一篇《泥之河》和另一篇记不起名字的文章，投稿到当时一个叫“找到了”

网站的全球征文大赛。几个月后公布结果，《泥之河》得了一等奖，《纸裙子》得了二等奖，他的另一篇文章得了三等奖。

工作后结婚、生子，总觉得跟文学渐行渐远，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事情。我读书的时候不算个好学生，毕业后到机关也不能算是个很好的公务员，总觉得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其实对于写作我没有放弃，从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到三十多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虽然这中间看起来中断了十多年，但哪一种人生经历都不是虚度。我在机关公务员岗位上读了很多书，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都为后来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间有一个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女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过去陪读了几个月。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干，闲着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一个朋友介绍我到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旁听。因为有了整段的时间阅读，加之认识那么多作家，突然就刺激了自己重新写作的欲望。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如果你不读也不写，你会觉得文学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当你突然掉入一个文学圈子里，认真阅读和动笔去写的时候，你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这才是你最应该干的啊！那种因为创作冲动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以及苦思冥想之际的悸动，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而如您所言，80年代，怎么说呢，那真是一个一切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年代。那样的自由、浪漫，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资情调，都在喂养着文学，或者说最后都涌流到了文学这个领地里。真是壮观啊！所以那时候的文学作品即使看起来不那么完美，但它的饱满、向上和压抑不住的激情，都是文学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笔。我很幸运，在那个时代的末尾能投身文学。

不过说实话，我早期的作品因为阅读和自身经历的关系，自己都觉得相当肤浅，一直浮在生活的表层，仍旧停留在虚构的浪漫中，唯美，追求文字的华丽。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都觉得幼稚。但那时积累下来的写作经验和感受，对后来的写作还是产生了持续的、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的那份热爱和执着，再也没有改变过。

杨毅：您早期的作品更多关注个体意识，特别是女性情感、婚姻和心理。《寂寞的汤丹》对已婚女性的心理把握得细致入微，还融入了对官场、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深刻洞见。一个作家自身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是否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影响？您在写作中是否明确意识到自身的性别维度？如何看待性别与家庭、社会等不同因素对人产生的影响？

邵丽：对于性别问题，中国人最讲究，也最不讲究。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亲”

，讲究到没有法度；而在真正应该讲究性别的时候，男女界限却是十分模糊的。就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言，中国是个醒悟较晚的国家，甚至现在还没成为普遍的公众意识。其实说到底，性别意识无非是个人权利的延伸，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作家也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作家的性别意识，应该没有那么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无可否认，性别与家庭、社会等不同因素，对作家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因为父母都是地方领导干部，我过早地融入了社会，对性别问题倒是没有那么封建，不过也从来没有开放过，更谈不上有多么清醒的意识。倒是踏入作家队伍之后，因为总是有人说来说去，才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但是说实话，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抵触，如果不是故意被人问起，基本上没有想过。在写作时，假如一定要我选择一个性别的话，我觉得自己是“不男不女”

型的——写男性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个男性，写女性的时候亦然。

但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了。所谓社会的进步，或者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也就是从身份社会发展到契约社会。在身份社会中，人的性别意识相对比较模糊，最多把你归类为“工农商学兵”

中的一员就完了。但在契约社会中，由于每个人所担承的社会角色不同，性别意识就必须凸显出来。这是人类权利意识的觉醒，其本质是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人发现了自己，从而找到自己，其中的性别观念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觉得这个运动，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发育，至少是发育得还不太成熟。但文学对这一块比较敏感，晚近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家和时代的思考都是与性别问题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因素还算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