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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窟（第1页）

北大“三窟”

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

，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

，而是先后三个“定居”

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

。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25楼的都是“文革”

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

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

，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25楼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进21楼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

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9座，每3座成一品字形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3层，共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1950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了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12平方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一般都是碌架床），一张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

。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是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

，在他屋里看书。21楼原“定位”

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19楼去解决。（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虹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

在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是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三分之一在19、20或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北京市委常委），等等，当初都是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

很熟。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21楼住了三年，到1986年，搬到畅春园51楼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