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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五院（第2页）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

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

，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

。“孑民学术论坛”

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

，会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

或偏爱古风的“北社”

，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ina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嘈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

“旁听族”

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气比较“学术”

，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七十多人的报告厅挤进一百五十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到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

。19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

，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

，吴福辉讲“海派作家”

，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

，凌宇讲“沈从文小说”

，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

，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

，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洞天。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副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东头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姆逊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关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1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1980年代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附近的“二体”

有舞会，11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我的第一本书《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杀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过去，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十五六平米，只能摆一张桌子和几个书架、沙发。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书刊，几年下来，房间就被图书占去一半，许多书刊上不了架，只好临时堆在地上。我又有个坏习惯，自己的书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别人代劳找不到，而自己又难得来办公室，结果一摞一摞的书都快把沙发给淹没了。不过，和师友交谈或者会见校内外文人墨客，甚至外宾，我都不太喜欢到会议室或咖啡馆，尽量还是在五院的办公室，尽管书堆得很挤很乱，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读书人对书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教授有一间专用办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

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

。校方发善心，决定拨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楼，专供几个文科系使用。请人设计了图纸，拿到系里征求意见，让大家选择式样，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2007年底新楼终于奠基了，很排场的仪式，校领导都来参加，校新闻网还专门发了报道。有“好事者”

竟把报道转贴到学生网页，换了一个标题，叫作《五院的挽歌》，喜事成了“丧事”

，有点“无厘头”

。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是有些舍不得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五院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骅、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回忆，五院已经融入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

新楼肯定比较现代而又宽敞，每人能有一间也是早已期盼的，但中文系真的从五院迁到新楼了，也许又觉得还不如现在。在传统的优雅的五院自由出入，毕竟可以那样的随性自在。

2008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