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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第1页）

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

*钱理群，1939年生，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鲁迅以及20世纪思想史等领域研究。

钱理群的学术起步是周作人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读研究生那时，还没有什么学分制，课也很少，就是自己读书，有时有个讨论会，由某个同学主讲一个题目，大家讨论，导师王瑶做总结，点拨一下。记得当时老钱讲的就是周作人。老钱看过周作人很多材料，讲得很投入，有理有据，我们都很佩服。后来做毕业论文，老钱就选了研究周作人的题目，是采用和鲁迅“道路”

比较的方法。不过答辩时却引起激烈的争论，林志浩先生等答辩委员认为论文对周作人的评价过高，基本立论站不住，弄得导师王瑶也有些坐不住了。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文坛忙于为“文革”

时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周作人虽然是“死老虎”

了，但曾经附逆，非常复杂，学界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小心”

的。那时的答辩比较认真，不像现在，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一认真就难免有争执。好在论文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最后通过了，评价还比较高。论文很快就修改发表了，这就是《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老钱的奠基之作。

整个1980年代，老钱都处于学术的兴奋期，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包括他和我及吴福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是这个兴奋期的产品。老钱最倾心的仍然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他一发不可收，持续写了专著《周作人论》《周作人传》，还有其他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论文。

像周作人研究这样的题目，在1980年代虽然有些忌讳，却又是先锋的、时髦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催生了这类课题，学界内外对这类研究会格外关注。2010年前后，钱理群在他的书房中

老钱选择研究周作人去敲响学术的大门，也不只是因为“先锋”

，这种选择背后可能有老钱本人的经历、心态在起作用。

老钱是志向很高的人，却历经坎坷，始终有些怀才不遇。1956年他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后随新闻专业转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是从人大毕业的。当时大学毕业生全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老钱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文化机构，不料遇上精简，不进人，便被再分配到偏远的贵州，而且一竿子到底，去了安顺的一间卫校教语文。可以想象，这位名校毕业的世家子弟一踏进社会，就如此不顺，是多么无奈而寂寞。“文革”

爆发之初，老钱也曾参与“造反”

，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很激进，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好，又被“文革”

边缘化，甚至受批判，吃了不少苦。老钱是向往“革命”

的，可是“革命”

抛弃他。他在困扰中拼命读鲁迅，鲁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从北京到安顺的这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大概就是给老钱后来的学术垫底的。

1978年，老钱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那时他已经过了四十岁（据说他当时少报了一岁，因为过了四十岁就不能报考了），是个“老童生”

了。老钱的鲁迅读得多，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他的考研成绩名列前茅，当时还作为事例上了《光明日报》。老钱甚得导师王瑶的赏识，王先生那时正在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就让老钱当助手，帮着整理材料和参与写作。老钱原来是准备继续研究鲁迅的，他选择研究周作人这个题目，也与鲁迅的研究有关。老钱感兴趣的是周氏兄弟为何“道路不同”

，是否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上做点文章，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题目。老钱出身大家庭，家庭成员的各种政治走向复杂，兄弟姐妹往往“道路”

不同，命运也迥异。老钱自己也是向往革命“道路”

的，却又被革命所抛弃。对于“道路”

选择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命运感，可能就导致老钱对研究周氏兄弟“道路”

的差异特别感兴趣。

老钱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性情中人，却也是时代的产物。他要通过周作人研究重新发现“自我”

，同时也发现“五四”

的价值。在1980年代，“五四”

是很神圣的标杆，不光是老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样的梦想——返回“五四”

，以为返回“五四”

就可以重建被“文革”

搅乱了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开放、民主和健康的未来。老钱并未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他同样是无条件地崇拜“五四”

，选择鲁迅与周作人的“道路”

比较，也正是为了发掘“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