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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与北大古文字学三剑客（第1页）

朱德熙与北大古文字学“三剑客”

*朱德熙（1920—1992），江苏苏州人，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20世纪50年代，我还在读初中，就知道朱德熙的大名，那是读了他和吕叔湘（1904—1998）合写的小册子《语法修辞讲话》。这本书原是一篇谈话风的论文，1951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深入浅出地普及语法知识。后结集出版，风行全国。连我这样的中学生都能读懂，而且喜欢，几十年不忘，也可见这篇普及性的读物有过多么大的影响。近年来，我主持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涉及编写语言，希望能平易清通，不纠缠概念，而又讲清楚必备的知识，让学生能够接受，这是个难题。我曾多次建议编写组参考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

该书1951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多次印刷。朱先生和吕先生得到稿费应当不少，据说大部分都捐给了抗美援朝买飞机了。也可见老一辈学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朱德熙是江苏苏州人。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比杨振宁低一届。他的数学、物理成绩都很好，后来觉得更喜欢古文字和古音韵学，便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等名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是朱德熙的同学，很要好的，俩人性格不同，却都有某些士大夫超然的气质，彼此成为终生信赖的朋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朱德熙与汪曾祺过从甚密，有什么憋闷的事情，汪曾祺都会来朱德熙家里喝点小酒，彼此取暖宽慰。这是后话。

大学毕业后，朱德熙曾任教清华大学五年，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是1950年代发表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初步研究》和《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纠正之前一些误译，奠定了在战国文字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地位。而影响更大的《语法修辞讲话》也在这一时期写成，那时他年纪才三十出头。初出茅庐，便得到学界与社会的认可。这在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中文系并入北大中文系，朱德熙也跟随调入北大。不久，受国家委派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

朱德熙在北大四十年，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据语言学家汪峰说，这个领域的学者一般多做语料的调查、分析和归纳，而朱德熙更进一步，注重方法论的创新与论证，视野更为开阔。他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以及后来的《说“的”

》等系列文章，都是吸收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汉语问题的。到1962年，朱德熙在《论句法结构》一文中提出了“变换分析法”

，揭示隐含在句子里边的语义结构关系，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是个突破。

“文革”

中大部分学者都被迫中断了研究，朱德熙是个“有心人”

，仍然尽可能利用一些空间思考研究汉语语言现象，做一点战国文字的考释。那纯粹是一种兴趣爱好，并非什么“项目”

，或者为了什么功利目的，却也做了学术的筹备和积累。“文革”

后他的学术论著便陆续问世。如《“的”

字结构和判断句》《“在黑板上写字”

及相关句式》《与动词“给”

相关的句法问题》，等等。重视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朱先生独特的贡献。

我没有听过朱德熙先生的课。据说朱先生非常严肃、正经，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多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他上课受欢迎，是因为常常就一些极普通的语法现象，引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探索与发现，往往恍然大悟，再深入堂奥。这是非常高超的教学方法。

朱先生的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他不满足于只是耕耘这块自留地，希望把汉语语法研究拓展出去，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出道”

较早，造诣很深。前面说过，他在1951年便发表战国文字考释的重要论文。1970年代，他又参加过许多考古发掘的古文字整理研究，包括马王堆、银雀山等汉墓出土的帛书、竹书，以及望山楚墓竹简、平山中山王墓的铜器铭文等。他常结合自己擅长的语法分析来进行古文字的考释，在战国文字研究上多有创见。

朱德熙先生是伯乐，识才，也爱才。他总是非常热情帮助青年学者成才。文史学界现在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裘锡圭先生，他是现今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翘楚。还有一位战国文字研究专家李家浩，也是一流学者。他们的成才都曾依仗朱德熙的指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