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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第2页）

所谓“策划编辑”

。这些编辑确实有两下子，就是能出点子，让学者专家跟着他来做书，等于他们在指挥学者，或者通过某些炒作引起读者对他们书籍的注意。对此，我又在出版界的杂志上发表不同意见。认为编辑的功能和作者不同，编辑的“策划”

应当是有“度”

的，不能“过度”

。特别是学术类图书，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学术生长的基础上，先要有扎实的成果，你才好组织出版。学术生产及学术评价，有它自己的规律，学术成果需要沉淀，传媒与出版过度介入，可能会搅乱学术生态。我还认为，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宜过分宣传，否则会帮倒忙的。但是，诸如此类“不合群”

的意见，几乎不会有人重视。甚至有些记者来采访，听了我的话也觉得“扫兴”

，或不以为然。我感到有些寂寞，甚至怀疑自己“入错”

了出版这个门。

不过，我想既然学校派我担任这个总编辑职务，北大社又有比较好的空气，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我征求了许多老编辑的意见，认真了解了北大出版的历史，心中有数了，就努力争取班子支持，提出北大出版社必须以学术为本。我认为这不是说说看的，而是立社之本，是我们出版的命根子。我利用许多场合提出，出版社当然要经营赚钱，但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多出好书，又能顺理成章地赢利，才是正道。不能让社里编辑有太大的经济指标压力，有相对自由的心态，才有精力和兴趣去做有品位的好书。北大出版社和“北大”

这个名字联系一起，应当很珍惜，做到既进入市场，又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处处不忘维护学术品位。我们北大社没有必要和社会上某些赚大钱的出版单位去比拼，不以码洋、利润论英雄。我曾经向学校领导进言，不要把出版社作为纯粹的经营单位，也别指望出版社给学校多赚钱进账，应当把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样，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展现北大的学术成果。我提出北大社要发展，更要质量，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大气而且具有标志性的书。我把这种书叫作“大书”

。

我首先注意到《全宋诗》。这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由北大古籍所牵头，已经经营多年。共有72卷，1997年我到出版社时，这个项目出书已经拖了三四年了，才出版7卷。由于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我对它的学术意义有足够的把握。所以我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一年多时间把72卷出齐。这得到社里几位社领导支持，但也担心短期内完不成任务，何况投资很大，盈利不多。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的。于是我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写的一些书，卖得也不错，但二十年后可能就很少有人看了。而《全宋诗》这样的“大书”

，即使有千百个差错，也肯定会流传下去，有可能成为与《全唐诗》媲美的双璧。北大社能出这样的书，是一种荣誉，也是责任。可是，能否一年内把72卷出齐，许多人都表示怀疑。有一位老编辑径直对我说：“您不懂，要一年出齐72卷，除非不睡觉。”

我也半带夸张地说：“不睡觉也要出来。”

决定下来，就全力以赴。除了校庆的书，其他许多选题都停下来，或者往后放。这就惹上了麻烦。其中有一套书规模大，是重点项目，我建议停下来，还给它找了校外一家对口的出版社来接手。该书的主编原也同意的，后来却反悔，对我展开攻击。他甚至印发简报，给北大各位校领导，申斥我把北大出版社变成文学出版社了。做点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容易。我没有放弃，还是坚持把《全宋诗》放在主要位置，依靠全社力量，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出齐了72卷，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这套“大书”

至今仍然是北大出版社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出版物。

值得一提的还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的出版。该书原是民间出版人卢光明先生策划的，邀集了数十位专家参与投入。我得知此事，感到该选题意义重大，就专门和彭松建社长到动物园门外的宾馆，与卢先生接洽，希望拿到北大社来出版。为了慎重，又请古籍编辑马辛民等组织专家论证。专家认为该书是系统整理前人注疏校勘的成果，对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是重大的学术建树。这套书共26册，分为繁体与简体两种版本，规模之大和投资之大，是北大出版社从来罕见的。我和社长拍板要出这套书。在我调离北大社的第二年，《十三经注疏整理本》问世了，在学界与出版界都影响巨大。这是又一套标志性的北大版“大书”

。去年我们原来在人民大学毕业的同学聚会，要给母校送礼物，我就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献给人大中文系。在我看来，这比送几本自己的著作更有分量。

最后我还得说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本教材，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合著的，1998年北大社出版，至今已27次印刷，印数达60多万册。说来有点意思，这本教材成稿于1985年前后，是王瑶先生建议我们合作编写的，当时参加者还有王超冰。初稿在并不起眼的杂志《陕西教育》上连载，后来修改，准备正式出书。我就代表四位作者和北大出版社联系。记得当时在校内32楼南边平房，我带着一大摞稿子找到当时的文史编辑黄子平（现在香港，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他说“没问题，没问题”

，但要通过编辑部讨论。过些天回话，说很遗憾没有通过，就给退稿了。只好另找门路，就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倒还顺利，上海方面接纳了稿子，出版了，居然还印刷五六次，颇有些影响。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后，打算大力扶持教材，就想到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有些基础，不妨修订，拿回北大社来出版。文史室的乔征胜和张凤珠很支持。他们安排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在香山住了几天，拟定了修订计划，然后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原书做了很大修改，几乎就是重写了。1998年该书修订本出版。不久这本书被教育部指定为“九五”

全国重点教材，影响越来越大，被我们现代文学界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还获得行内看好的“王瑶学术奖”

。我重提旧事，不是埋怨当初北大社拒绝此书。想来那时我们几个都还只是讲师，写教材似乎不够资格的，那时出版教材又是非常慎重的事，也怪不得拒绝。不过《三十年》在北大社出版之后，我更加认定北大社应当把教材出版当作主攻方向，常抓不懈。事实上这些年来北大社一直都是重视教材出版的。我认为这是正路。

1999年7月，学校又决定把我调回北大中文系担任系主任，我在出版社的时间刚好两年。如今离开出版社快十年了，我始终和北大社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也不时帮助出版社策划一些图书。我对北大出版社充满感激，那段生活给了我许多感悟与收获，真的就印证了女儿当初那句话：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

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