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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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第1页）

我想将尼克尔斯船长告诉我的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事，尽量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理清楚，再进行记述。他们两位相识于我在巴黎最后见到斯特里克兰德那年的冬末。斯特里克兰德在遇到尼克尔斯船长前的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一定生活得非常困苦，因为尼克尔斯船长是在夜间收容所里同他相识的。当时马赛爆发了一场罢工，斯特里克兰德也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连勉强糊口的一些小钱也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一栋用石头筑成的大楼，穷人和流浪汉只要证件齐全，而且能让管事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本是有工作能力的，就能在这里免费留宿一个星期。尼克尔斯在等待收容所的大门打开时，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因为他身材高大，模样奇特，十分惹眼。人们百无聊赖地候在门外，有的人走来走去，有的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双脚伸进排水沟里。终于，在所有人都排队进入办公室后，尼克尔斯船长听到查看证件的修道士用英语和斯特里克兰德交谈。但他没找到和斯特里克兰德说话的机会，因为大家刚进入公共休息室，就走进来一个捧着一本大《圣经》的传教士，在屋子一端的讲台上开始布道。这便是这些流浪者寄宿的代价，他们必须忍受。尼克尔斯船长没能和斯特里克兰德分到同一间屋子，因此当第二天早上五点，他和大伙被一个高大结实的教士赶下床，把床铺整理好，又洗了脸以后，斯特里克兰德已经不见了。尼克尔斯顶着刺骨的寒风在街上溜达了一个钟头，来到维克托·耶鲁广场，那是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在那儿又见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后者正倚靠着一座雕像的底座打瞌睡。他朝斯特里克兰德踢了一脚，把他踢醒了。

“跟我去吃早饭吧，朋友。”

他说。

“见鬼去吧。”

斯特里克兰德不高兴地说。

我一下就听出这正是我那老朋友的惯用语，便准备把尼克尔斯船长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见证者。

“一个子儿也不剩了吧？”

船长又问。

“你给我滚开。”

斯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点儿吃的去。”

斯特里克兰德犹豫了一阵，然后从地上爬起来，和他一起走向一个施舍面包的救济所。饥饿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他们必须当场吃完，不能带走。吃完面包，他们又来到一个施粥的救济所，每日十一点到下午四点，他们每人可以在这里领到一碗很稀的咸粥，但不能连续领取超过一个星期。这两个救济所相隔甚远，除非是饥饿难耐，否则没人愿意两头跑。吃完了早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就开始了奇特的交往。

他们在马赛相伴度过了约四个月的时间。如果奇遇是指出人意料或者冒险刺激的事，那么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奇遇。他们把时间全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他们得挣钱给晚上找个住处，还得买些吃的减轻饥饿。我巴不得自己有能力画几幅多姿多彩的画，好让读者见到尼克尔斯船长生动的讲述在我脑海中唤起的画面。他所讲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里的各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趣味盎然的书；各色人等逐一登场，足以帮助一位民俗研究者收集资料编成一本关于流浪汉的大词典。但是在这里，我只能用寥寥数段进行描写。尼克尔斯船长的描述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马赛度过了一段紧张、野蛮、多姿多彩、富于活力的生活。但是我所知道的马赛，是一座人群熙攘、阳光明媚、四处充斥着舒适的旅馆和被有钱人占据的餐厅的城市，这里的人慵懒安逸、无所事事——与他们二位的生活相比，显得多么平淡乏味啊。我真羡慕那些亲眼见过尼克尔斯船长所描述的那种景象的人。

当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被夜间收容所赶出来以后，就到“硬汉比尔”

那里住下来。硬汉比尔是一间水手寄宿旅店的老板，长得高大魁梧，有一双硕大的拳头，是个黑白混血儿。他为失业的水手供应食宿，直到给他们在船上找到工作为止。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在他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月，与其他十几个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两个房间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都空空如也，所以比尔才把他们安排在里面。他每天都把这群人带到维克托·耶鲁广场，因为凡是需要雇工的船长，都会到那儿去。比尔的妻子是一个又胖又邋遢的美国女人，谁也说不清她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寄宿者每日都要轮流协助她做家务活。斯特里克兰德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来替代做家务以及寄宿的费用，这在尼克尔斯船长看来，斯特里克兰德真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比尔不但给他买来画布、油彩和画笔，还送给他一磅走私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现在很可能仍被挂在若利耶特路附近某幢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斯特里克兰德预备先搭船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然后再转道去萨摩亚或塔希提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去南太平洋，尽管我记得他一直梦想登上一座洒满阳光的绿色岛屿。那里碧波环绕，海水比北半球所有的海都更湛蓝。我想他之所以总和尼克尔斯船长形影不离，是因为尼克尔斯船长熟悉南太平洋的水域；而最后说服他到塔希提岛，告诉他那里是最舒适地方的，也正是尼克尔斯船长。

“你知道吗，塔希提岛是法国领土，”

尼克尔斯船长对我解释道，“法国人办事没那么严格。”

我想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只要能让硬汉比尔赚到钱（他一旦为哪个水手找到差事，就要拿走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就对此毫不介意。恰巧当时他的住客里死了一个司炉工，他就把那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德。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想往东去，但是那时需要招收船员的船都是往西去的。斯特里克兰德两次拒绝了去往美国的货轮上的差事，还拒绝了一艘去往纽卡斯尔的煤船。硬汉比尔忍受不了斯特里克兰德的执拗，因为这让他吃了亏，便毫不犹豫地把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给赶了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又成了街头流浪汉。

硬汉比尔供应的饭菜算不上丰盛，因为他们吃完饭菜从桌旁站起来几乎同刚坐下时一样饥饿，但即便这样，他们仍有好几天对那里的伙食念念不忘。这回他们真正领教了忍饥挨饿的滋味。施粥救济所和夜间收容所都对他们关上大门，他们唯一的食物只有面包救济所给的一小块面包了。到了晚上，只要是能睡觉的地方他们全都来者不拒，不论是火车站岔道上的空车皮里，还是仓库后面的大卡车里，都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天气太寒冷了，他们时常浑浑噩噩地睡上一两个钟头，就得起来到街上走一走，好让身子暖和起来。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烟抽，尤其是尼克尔斯船长，所以他们便到小酒馆去捡前一夜闲荡的人扔掉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比这更差的混合烟丝我也用烟斗吸过。”

他补充道，不无自嘲地耸了耸肩。他一边说着，又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拿出一把雪茄，把其中一支叼在嘴里，另外的则装进口袋。

他们偶尔也能赚到些钱。有时开来一艘游轮，尼克尔斯船长想办法和船上的计时员攀些交情，能给他们两个找到一份装卸的活儿。如果是一艘从英国来的船，他们就悄悄溜进甲板下面的水手舱里，混进水手中饱餐一顿。当然，这么做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他们被船上管事的人发现，就会被他从舷梯上赶下来，要是动作慢一点儿，屁股上还得挨上两脚。

“只要能填饱肚子，被人踢上一脚不算什么，”

尼克尔斯船长说，“我就从不为这种事生气，管事的人也要顾及船上的纪律嘛。”

一幅生动的图画浮现在我眼前：一个大副火冒三丈地高抬起他的一只脚，尼克尔斯船长头朝下从狭窄的舷梯上翻滚着滑下来，但他仍能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对英国商船队的严明纪律拍手称赞。

他们在鱼市场里也总能打到零工。有一次，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箱橘子需要被运走，他们就去帮忙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还有一次他们很走运，遇到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而来的货轮，货轮需要刷油漆，一个开寄宿旅店的老板揽到这笔生意，于是他们被悬挂在船身的厚木板上，一连好几天给生锈的船身刷油漆。我想这项工作肯定激发了斯特里克兰德冷嘲热讽的幽默感。我问尼克尔斯船长，斯特里克兰德对这些困窘的日子做何感想。

“我没听他说过丧气话，一句也没有，”

船长答道，“有时他会心情不好，但即便是我们整天都吃不上饭，也没钱在中国人的旅店里睡上一觉的时候，他依然像只蛐蛐一样活蹦乱跳。”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德恰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即便是在最令人丧气的时候也一样。这究竟是由于心灵的平静还是由于矛盾的个性呢，很难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