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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转移的长征（第1页）

※典范转移的长征

近几个月以来，一有空我就赶紧写要给儿子看的历史书。这可能是作为父亲的我，能够给儿子的最好礼物；即便，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写这本书，是为了回答十年后或二十年后，我那火象星座的孩子必然会问的问题：“把拔，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我从台湾带到北京来？”

我猜想，作为母亲的柴静，心中也有类似的挂念吧？她的女儿，以及千千万万的“00后”

，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许会问他们的父母同一个问题：“21世纪中国雾霾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问题很沉重，但身为父母，面对这直问，是无可逃避的。

柴静制作的《穹顶之下》，被称为公益纪录片，她以自己女儿出生之时的病变为开端，铺陈中国雾霾的严重程度，然后节节叩问、进逼能源产业的弊病，最后收在号召每个人的自作为上头；此片于2016年开春之际通过网络，而非CCTV，遍撒全中国。

网络上的褒贬几乎都集中在柴静及其团队身上。但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此片跟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006年的奥斯卡得奖纪录片《难以掩盖的真相》的形式非常相近：一个全国知名的公众人物，运用PPT与公众演讲的技巧，论述一个大众关心的环保话题，最后呼吁普通公民群起进行改变。

《难以掩盖

的真相》，是近年来欧美诸多上院线的调查纪录片的滥觞。在此片获得全球瞩目的前后，麦克摩尔的一系列调查纪录片如《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等等，揭发各种主流制度与论述的弊病，都受到观众与影展的追捧；这是纪录片这个类型在20世纪初成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现象。

而在中国，调查纪录片向来是冷门类型。如果是内参影片，那么就要有低调的行事作风；如果是独立纪录片，那么就要如美式橄榄球四分卫那样抱着摄影机避开各种障碍，如徐辛导演的《克拉玛依》以及王利波导演的《掩埋》与《三峡啊》。

那么，这次《穹顶之下》跟过往诸多调查纪录片的风格与路径是很不相同的。此片三天内创下两亿次网络点击率，呼吁大众反思二三十年来“有房有车”

的唯经济思维逻辑，以节制当前过于虚胖而无法回旋的能源产业。这是从既有发展主义模式脱出，寻找新发展道路的典范转移。

有意思的是，《穹顶之下》的发布管道是所谓民营的视频网站，而非官方的CCTV。显见，这次典范转移的力度，如果真有可能，将不仅仅及于影片所要陈述的核心理念，更及于影片所传布的媒介本身。

然则，中国最终能有调查纪录片吗？这类的调查，最终能够独立于权力之外、有其自主意志，

从而可以真正揭示真相、改造社会吗？调查，是否其实是西方的玩意儿？抑或，中国有其固有特色的调查？而这调查，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直接跟大众产生立即关联而不是只在深宫内苑里发酵？

调查也者，是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进行搜证、纪录、分析与再现，让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实变得可感可见，然后呈现在观者面前，进而跟观者的身心灵产生具体联结，继而改变之。那么，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外太空、乌托邦、前世今生、海外仙山、量子物理、上帝佛陀，以及PM2畅5。对于身陷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

文化氛围的中国人来说，现世此在是唯一可确定的依托，除此之外，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除非影响了当下利益，否则并无探究或调查的价值；故而“祖宗之法不可变”

向来是擅长以历史为师的中国文化内核。

然而，调查的终极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改革眼前利益团块，放眼未来那尚未看得见摸得着的、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果这个文化体内在就缺乏对于那看不见摸不着之未来的想象与描绘，那么，调查的意义与指向又是如何？这是调查在中国的根本悖论。因此，调查这件事在中国，不是掌握了多少统计数据与了解了多少学者专家的科学问题；这根本就是个文化问题，亦即：有了“穹顶之下”

，那么“

穹顶之上”

呢？

然而，我因此就要质疑《穹顶之下》在现世此在的价值吗？不。至少，柴静作为一个母亲，她奋力尝试在回答她女儿会问的问题：“我从哪里来？”

就一如我作为父亲，尝试要回答我儿子会问的问题：“我往何处去？”

当千千万万的中国父母亲，抛开一切既有的、僵化的制式言说套路，开始用新的态度，为自己的儿女，上下求索地回答这两个再单纯不过的本体论问题时，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或许就开启了另一程典范转移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