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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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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残酷的，不仅有前线的血肉横飞，也有后方的疾病和饥饿。另一件令袁牧之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0月30日，就在这一天，与他同来苏联的冼星海因身染重病去世。什么是生死与共，什么是患难真情，也许只有经历了那样残酷的现实，才能深深地懂得。

1945年12月，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的袁牧之，接到了来自中国的消息，发自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点到了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字，袁牧之就在其中。电报中要求，回国的人员要到东北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1946年2月，袁牧之搭乘飞机离开了他漂泊5年多的苏联，直奔中国东北的沈阳。

当飞机离

开地面的时候，伴随着轰鸣声的，还有他滚滚的心潮。那5年，是他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流浪的5年，是他经历人世间大风大浪的5年，也是他深入学习、了解苏联电影模式的5年，此时的他，力量在手，抱负在胸。37岁的袁牧之在他的人生之旅上，又一次出发了。

飞机刚一降落，袁牧之就发觉，东北与西北的延安以及苏联的冬天各不相同，东北的冷是干巴巴的，还有点儿大咧咧，像东北的人。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并不在沈阳，而是设在抚顺。袁牧之急匆匆赶到时，部长凯丰正等着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还有他的老搭档钱筱璋以及田方、许珂等人。袁牧之和钱筱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诉离别，开心地哈哈大笑。而说到他们的下一站，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长春！

是的，在长春，一座中国大地上电影领域的庞然大物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它此时的名字叫“满映”

。

（二）让“红色电影”

有了“声音”

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电影而改变了命运；他是影片的剪辑师，用一双灵巧的手对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影片上却没有留下他太多的名字；他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者之一，做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但为人永远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一生都在奉献自己，去世了，还

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病理解剖，眼球则献给了同仁医院……

他，姓钱，名筱璋，其名从“小张”

谐音而来。

1918年2月，江南微雨斜飘，春天刚露出俊俏的小脸儿，安徽芜湖一户贫困的钱姓人家，迎来了第三个孩子，靠维修钟表为生的父亲给这个瘦小的孩子起名钱德麟。

几年过去了，父亲看着钱德麟长不高也长不胖的身体，担心他长大后没有力气干重活，便下决心让钱德麟读书。而他的哥哥姐姐都因外出当学徒赚钱养家而与学校无缘。可是，在钱德麟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14岁时，钱德麟到一家米店打工，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身体日渐瘦弱干枯。

1932年秋天，钱德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家人告诉他，在上海工作的堂哥阿英回来看大家了。

钱德麟抬眼看了看，疲倦无力的眼神把堂哥阿英吓了一跳。临走时，阿英做了一个决定：你跟我去上海吧，先住在我家里，慢慢找就业的机会。

阿英可是个大人物。他叫钱杏邨，原名钱德富，有很多笔名，当时叫得比较多的还有张凤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

带钱德麟去上海的时候，阿英刚刚接受了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聘书。到上海后，经阿英介绍，钱德麟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技术科，学

习电影剪辑。此时，钱德麟才是一个刚满15岁的少年。很快，神奇的影像世界吸引了他。

因为阿英当时的笔名叫张凤吾，大家都叫他“老张”

，钱德麟是他的堂弟，大家就叫他“小张”

。时间长了，钱德麟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钱筱璋”

。

勤勉聪慧的钱筱璋很快就真正地参与了电影剪辑的实践。《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十字街头》《夜奔》《马路天使》，都留下了钱筱璋“剪”

的痕迹。

在拍摄《马路天使》的过程中，钱筱璋和袁牧之的交流非常多，袁牧之把这个小自己9岁的青年人当成自己的小兄弟。作为袁牧之拍摄这部影片的技术剪接助手，钱筱璋认真聆听袁牧之的想法，领会他的用心，一边潜心工作，一边不停地学习外国影片剪辑方面的艺术和技术，剪辑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有时，袁牧之也会同钱筱璋谈论一些政治问题，谈论各自未来的电影理想。而在日常生活方面，钱筱璋则经常帮这位花钱缺少计划性的大导演处理一些赎物或当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