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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奠定新中国电影之基的四期人才培训班（第2页）

凯丰看着袁牧之，目光中全是鼓励和肯定。

回到厂里的袁牧之仍然在不停地回忆，回忆他在上海的艺术工作，回忆他受到组织的信任在延安拍摄纪录片，回忆他去苏联的岁月，也回忆这一段在东北的经历。在这样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但一时之间，他找不到改变自己人生的依据。

就在这时，陈波儿闻讯找到了袁牧之。她快人快语地劝他说，比起艺术工作来，行政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肯努力、肯付出，没有什么能难倒你，根本就不用有任何顾虑，大胆干吧！

没过几天，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下来了。宣传部在多方考虑之下，仍然觉得袁牧之是当时东影负责人的最佳人选，遂任命他为厂长。面对组织的信任，面对爱人的支持，袁牧之抖擞精神，消除心里的顾虑，他真的要大干一场了。

在新的组织机构里，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与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最初任编导室副主任，后任电影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在袁牧之的倡导下，东影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成立管理委员会，最初由袁牧之

、吴印咸、田方、陈波儿、何士德、许珂、王滨、钱筱璋和伊琳共九人组成。后来随着西北电影工学队和东北文工一团的加入，委员会又增加了钟敬之和沙蒙二人。

随着事业的发展，东影的人员不断增加，一个真正大型的电影厂的气派越来越彰显了。1946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字显示，此时的东影共有278人，其中日本籍员工81人。而到了搬回长春后的1949年5月，全厂人员已经达到983人。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更是发展到1193人。这中间，还有多批东影的人员离开东北参加北平、上海等地电影厂的接收，以及调转至外地参加电影生产工作。因此，东影员工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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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老职工与回访的日本朋友

20世纪40年代，在偏远的中国北方，物资匮乏，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为了使大家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条件，袁牧之同大家商量，电影厂从最初的薪金制慢慢转为供给制。“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折合二斤高粱米。发给日常生活用品：每月肥皂一块，牙粉两月一盒，毛巾四个月一条，牙刷四个月一支，吸烟者每月烟末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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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0这样一种以平均供给为主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此时电影厂生产生活已经完全进入正轨，由供给制又改为薪金制。

在基本解决了大家吃饭

等生活问题的同时，袁牧之开始集中发力，他首先要培养一批能够担当大任的电影人。

1947年5月，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出身的东影总支委员白大方出现在兴山东影的一间临时改造而成的教室中，他此时的身份是东影第一期电影训练班班主任。面对40多位刚刚招收的来自呼兰、阿城、绥化等哈尔滨附近县份的青年学员，白大方做开班讲话，他希望各位学员克服困难，认真完成训练课程，熟练掌握电影生产技能，然后大展身手，用光影艺术报效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