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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魏明伦妙答记者问（第2页）

问：请比较一下您的剧作《潘金莲》中的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

答：我写的荒诞戏《潘金莲》，让一群古今中外知名人士跨朝越国同聚一台

，与潘金莲比较命运，其中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她们都是家庭、婚姻不幸，第三者介入，造成更不幸的后果。安娜是帝俄时代贵族阶层的荡妇，潘金莲是封建中国下层社会的荡妇。一个出自托尔斯泰笔下，一个出自施耐庵笔下，两个人文学形象的知名度都很大。但托翁对待安娜，完全不像施耐庵对待潘金莲。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播映英国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社会舆论指责安娜是不道德的女性，批评电视台播放这部名著是鼓吹婚外恋，会影响中国家庭的稳定。此时，中国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就是我重新评价潘金莲的动力之一。时代呼唤戏剧出现彻底反思中国妇女婚姻问题的爆炸性题材，《潘金莲》是时代的产物，我是用托翁看待安娜的那种观点来看待潘金莲的不幸遭遇。当然，安娜与潘金莲是同中有异。我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西方安娜与东方潘金莲同病相怜。安娜主张自我毁灭，劝告潘金莲不要参与杀人，最好的结局是跟安娜一起去卧轨自杀，或者服毒自杀。但武则天阻止了潘金莲跟随安娜卧轨自杀，叫潘金莲休了男人，或杀了男人。潘金莲进退两难，中国只有休妻的传统，没有休夫的条例。若去杀人，更是犯罪，民女更不敢为。武则天狂笑说：可怜你是个老百姓，不似孤王掌大权。

杀一个人有什么关系？我杀了千千万万的人，后代还是歌颂我的文治武功。我为了夺取政权，嫁祸政敌，亲手把我的小女儿扼杀在摇篮中！我为了保障政权，下令处死了我的同胞姐妹和亲生儿女！我的手沾满千万人的鲜血，可后代还是认同我的杀人道理，还是夸我功大于过。你潘金莲吃亏在是个民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要是做了皇帝，别说杀一个窝囊丈夫，杀多少人都合法！

问：您的妻子漂亮吗，你们是何时认识的？您理想中的妻子是什么样的？

答：我在“文革”

落魄时晚婚，配偶比我小九岁，先结婚后恋爱。我妻子相貌中上，是家庭主妇型。一说家庭主妇，就易被归结为公式化的贤妻良母。人有千差万别，我妻子能干，勤劳，但不顺从，很好强，不入贤惠公式。倒是我很贤惠，常常迁就她。夫妻之间三天两头为小事争执，总是我妥协息事。大风大浪相依为命，小吵小闹怎么也吵不散。绝不会有婚变，肯定是白头偕老。你问什么是理想中的妻子，我借用老作家张中行的说法作答。张中行把妻子分为四种类型：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与杨沫是从一类走向四类，开始可意，最后不可忍了，终于散伙。我的妻子是一、二类，始终在可意与可过之间。

问：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有一篇文章提到您的两个儿子，请问

，您的儿子会继承您的事业吗？

答：我的两个儿子，老大叫魏来，老二叫魏完，谐音未来、未完，寓意家事国事天下事未完未了。两个儿子性格不同，老大粗壮、爽快、活跃、大大咧咧，老二内向、俊秀、智商较高、知识面较广。可惜他们缺乏实践，更没有我这一辈的患难经历。以后有无作为，现在还很难预测。我不勉强他们从事文艺，更不奢望青出于蓝，苏东坡《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孩子能平平安安过一生，足矣！

问：1998年，您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中说最喜欢的词句是“如来”

。为什么是“如来”

呢？

答：我前年有了孙子，小家伙长得跟他爸爸小时候一个样。我儿子叫魏来，孙子就起名魏如来。本意是如同其父魏来，引申为佛家偈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关于“如来”

这个名字，陈祖芬、冯骥才、贾平凹、文怀沙等友人各持己见。此事说来话长，请参阅《家庭》杂志1999年第3期的卷首文章《我家如来》。

问：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平常生活中对什么最感兴趣？

答：我一生奉献多，索取少。不喝酒，戒烟五年了，不打麻将，不跳舞，不唱卡拉0K。以前没事下下象棋，现在闲暇看看电视。近五年来，特别爱猫。很多作

家都爱养猫，夏衍、冰心、巴金、王蒙、柏杨、季羡林、钱锺书……猫能唤起人的爱心。我养有一对猫，公的叫花花公子，母的叫白雪公主。五年来，花花公子伏在案头伴我写作。我这五年的剧本、杂文、散文、碑文，都是花猫瞧着我写出来的。不幸，上个月花花公子外出，失踪了。平时，花猫寻花问柳，半天一宿必回，可这次一去不返，消逝在人海里。我托人四处寻找，悬赏也无效，花猫杳如黄鹤。我一个多月写不出作品，一到案头拿笔，就想起可爱的花猫。家里留下可怜的白猫，它失去了相处五年的丈夫，白雪公主成寡妇了。唉，说起花猫我心疼，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问：好。您曾出任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撰稿，您对这一类晚会的印象怎样？

答：我应邀出任过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策划兼总撰稿，那是总导演张子扬多次诚请。开初是请余秋雨作总策划，我作总撰稿。我愿意与秋雨结伴合作，才接受张子扬邀请。不料去后方知秋雨没上任。为什么？一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负责人当时不知余秋雨是何方人物，二是秋雨表示要出任总策划就得有实权，挂名则不干。我鉴于总导演张子扬的情面，留下来试一试。消息很快见报，新华社、中新社发通稿报道“巴山鬼才出任春节晚会总撰稿”

。我

刚去时，还真想干点儿实活，可上任不久就感觉使不上劲儿。春晚有一套用惯了的班子、方法、规矩、程序、思维模式、审美标准，我的“鬼点子”

在这里行不通。筹备三个多月，重要会议就开了十几次。广电部四位正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四位正副台长，加上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总导演张子扬、总撰稿鄙人每次到会，有时还请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代表到会一起审查节目方案。光是带观众彩排就搞了四次。彩排一次，总得“枪毙”

一些节目。我预想的晚会创新方案，不可能被采纳实施。我沉默观察了一阵子，中途辞职告退。总导演张子扬执意挽留说：海内外传媒都已报道魏兄是今年晚会的总撰稿，你这样半路退出，我们怎么向传媒解释？请你顾全大局，坐也得坐到除夕晚上才行。我体谅张子扬的苦衷，留下来做装饰品，出名义不干实事。当然，也干了些活儿。例如流行很广的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是我加盟领衔作词。再如到处传唱的《涛声依旧》，是我协同张子扬，还有歌舞导演陈临春设法多次“护航”

，才保住这首情歌没被拉下来。但晚会总体构思照旧，与我的关系不大，总撰稿挂名而已。我待了将近一个季度，收获是熟知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全过程。中央电视台对我客客气气，我也是和气而来，和气而去，但我的“

鬼气”

在那里自行褪掉。粗略小结一下，我对春节联欢晚会有三点不太适应。第一，那里以北方文化为主，我的文化以南方文化为主；第二，那里的文化属于俗文化，我的文化属于雅文化；第三，春节联欢晚会属于升平文化，我的文化属于忧患文化。还有一点是分水岭。我的忧患意识可用于剧作，可用于杂文、散文、碑文，但不适宜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是歌舞升平之会，集歌舞升平之大成，是典型的升平文化。我的忧患意识在那里“用忧无地”

，只算是挂上总撰稿的牌子走了一次过场。

问：近几年，歌星、笑星、影星、电视节目主持人流行写回忆录，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些“星”

，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他们的著作，我浏览过一些。我认为，公民有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愿意写书，总比搓麻将强。他们出书，追星族买书，也不是坏事。但文化价值不大，生活琐事，隐私秘闻，连小女子散文都说不上，有的书是小男子随笔。真是随得漫不经心，快到“倚马可待”

。飞速成书，萝卜快了不洗泥。文笔千篇一律，我疑心其中有的不是明星亲笔，可能有枪手代明星捉刀。如果从艺术和学术的角度审视，明星书多是平庸之作。如果从追星族的角度看，也不妨宽容、宽松，满足追星族的阅读需求。海纳百

川，明星书权当通俗读物吧。索性放手让其一哄而上，看其自生自灭。泡沫文化，呼啦圈风尚，虽畅销一时，生命力却不长。1997年，长春举办全国书市，倪萍碰巧与中国台湾作家余光中一起签名售书。倪萍门庭若市，余光中门前冷落。但倪萍的火爆是短期行为，她那《日子》恐怕长不了。而余光中著作的含金量将随岁月增加，必会闪耀于中华文化史册。

问：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报道您在西安举行的全国书市上签名售书，特别引人注目。请问您售的是什么书？

答：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魏明伦剧作精品集》，收了我六个戏曲剧本。我应邀去西安参加全国书市，与我一起签名售书的有贾平凹、余秋雨、张贤亮、刘震云、陈忠实、刘墉，还有敬一丹、水均益等。我的售书点邻近敬一丹和贾平凹，彼此都畅销。我大约签名两小时，售出四百多本书，最后供不应求。主办单位临时从书库调来一百多本，一会儿又售完了。热心的读者还是不走，有一些青年男女躬着背，挺着胸，请我在他们的衣衫上签名。记者抢镜头拍照，传媒说这个现象是为戏曲争气的奇迹，或者说戏曲剧本以往就没条件上书市。但这次魏明伦的戏曲剧本集，竟然与最畅销的《山居笔记》《高老庄》《黑镜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散文

、报告文学以及一些明星的书排在一起竞卖且不逊色，这岂不是为戏曲添彩吗？从这个角度看，我没有给戏曲丢脸，总算是一件好事。

问：报载中国台湾才子刘墉在西安答记者问，把您和余秋雨、贾平凹并列为大陆三大才子。请问，刘墉与您会面了吗？

答：只是神交，没有见面。我常读刘墉的散文，却无缘结识。这次我到西安时，刘墉头天刚走，又失之交臂，只读到他在《华商报》上赞扬大陆三位才子。我想，刘墉如此提法，是因为这次秋雨、平凹和我都到西安而已。大陆才子甚多，岂止三位。何况平凹、秋雨成就都比我高，我叨陪末座，充数罢了。不过，在海外文化名人眼中，我以一个戏曲编剧身份忝列小说名家、散文高手之间，也算是为戏曲争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