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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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5页）

“被告人杀人实属迫不得已。的确，被害人没有反抗，这使得我的当事人作案过程异常顺利。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被害人没有明确表示事后不会报警，这让我的当事人感到了危机。同样，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采取虐杀，而是一刀毙命，没有给被害人造成过多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被告人还是仁慈的。

“而且，被告人虽然杀了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并没能从银行取出被害人的财物，也就是说并没有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被告人为什么要去抢劫？被告人本是个农民，靠种地为生，可土地却被强征了，补偿款一分都没有拿到。没上过学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找到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即将生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告人才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该怪我的当事人吗？不，当然不应该！是这个社会将他推到了今天的境地！有罪的，不是我的当事人，而是这个吃人的社会！”

虽然说律师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无理辩三分”

，但是能做到如此明目张胆地睁眼说瞎话，却也少见了。

论身世凄惨，比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凄惨的人有的是，但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可没有几个。甚至更多肢体残疾、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宁可放下尊严去讨饭，也没有去犯罪。

不过，以这个辩护人的观点，这些人不去犯罪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犯罪的条件。

庭审的发展也确如我预料的那样，公诉人提出了我想到的质疑，辩护人则完全是在我的预判内做出了驳斥。

我不由得苦笑，律师的工作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尤其是作为凶杀案中的辩护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让逝者瞑目，为冤者昭雪。”

换句话说，站在天秤两端的律师是一类特殊的人，他要为“凶手”

开一扇重生的门，为死者唱一曲安眠的歌。

这让我想起2005年，我和老罗、张静一起办过的一个案子，也是一个入室杀人案，不过是入室盗窃杀人。

那是4月份，天气还不太热的时候。案发的地点在一间出租屋。

4月15日，距离该交房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房东多次与租客联系，却始终无法打通租客的电话，手机提示关机。房东多次上门催要，却一直没能敲开房门。询问周围的邻居，邻居们表示，他们也有半个多月没见过出租屋里的人了。

这天，房东再次来到了出租屋，房内依然无人应答，但从门缝里不时散发出一股恶臭。房东便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看到房间里被翻动得乱七八糟，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膨胀的身体将衣服的扣子都撑开了，身上的短裙已被撑裂。显然已死去多时。

尸体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

房东匆忙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查明，被害人死亡时间在半个月以上，尸体已经呈巨人观，要不是天气还没有转暖，房间的窗户又开着，这具尸体恐怕早就炸了。

而且，经法医尸检，被害人并不是什么女人，而是一个穿着女性衣服、戴着假发套的男人。因面部极度扭曲，房东一时也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最终，痕检员通过比对死者的指纹和租客签合同时留下的指纹确认，死者就是租客。

进一步的尸检显示，死者生前曾遭到殴打，虽没有留下致命伤，但通过对死者脏器的病理检验，发现死者心脏天生偏大，心肌严重纤维化，法医推测，死者应是在遭遇殴打时，心脏病突发猝死。

现场并没有发现死者的手机，银行卡、存折等财物也遗失。综合现场的痕迹，警方推断，这应是一宗入室抢劫演变而成的过失致人死亡。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嫌疑人的指纹，但是痕迹检验员并没能在指纹库中找到匹配的对象。

鉴于现场没有发现暴力侵入的痕迹，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了被害人的熟人身上。

但在对被害人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时，警方却陷入了困境。经查，被害人名叫付大伟，外地来本市务工人员，却没人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邻居表示，大部分时间，被害人都待在家里，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朋友。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和悬赏征集，向群众征集线索，半个月过去了，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破案的曙光来源于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巡警们。

5月10日晚10时许，巡警在巡逻到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自动存取款机时，一个可疑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该男子原本在ATM机前操作，一见到巡警走近，却撒腿就跑，连机器里的银行卡都不要了。巡警意识到此人可能身背罪案，便将此人擒获，带回了派出所。

经查，嫌疑人陈明杰，三十二岁，竟是这个辖区里的惯犯，发生在这个辖区里的每一宗盗窃案几乎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团伙作案，也有他一个人完成的案件。因其作案手法高超，反侦查意识较强，平日为人乐善好施，又有正式工作掩护，其家中也曾遭窃，所以警方始终没有将他列入嫌疑人的范畴。